1938年我出生于山东安丘一个贫农家庭。一贫如洗，没有土地，几代人没有识文断字的。那时百姓生活极为困苦，为了能活下去，闯关东是很多山东农民的选择。我家也不例外，爷爷带着四叔去闯关东，希望寻条活路，却被那片寒冷的土地夺去生命，再也没能回来。1948年家乡解放，劳动人民翻身，成了国家的主人。父亲当上农协会长，母亲成为妇女主任，他们为翻身解放而欢欣鼓舞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尽心尽力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。

当时农村封建思想还很严重，一般不让女孩子上学。刚满十岁的我，虽渴望读书却没有机会。我每天背着小弟，看着大弟，还要做各种家务和农活。后来大弟上学了，我就坐在学校窗外地上偷偷地听。没有本子，就在地上学着划，让弟弟把每天学的东西告诉我，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。直到1954年，我15岁了，学校老师帮我向父母求情，他们答应了。按照学校要求，经过考试，我用一个月读完了四年级，两年读完小学。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，如饥似渴的学习，每门功课都非常优秀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安丘一中。当时我们学校共有20人参加考试，只有两人被录取。一入初中我就被选为团支部书记。初中毕业后，由于成绩优异表现突出，被保送本校高中。当时生活很艰苦，需自带干粮，学校离家25里地，全靠双脚。每周回家都要摊好一周的煎饼背到学校。高中迁了户口到学校，才不用背煎饼了。上学要经过一条没有桥的河，水深时到胸，连趟带游浑身湿透。就这样，背了三年煎饼，游了八年河，到1961年读完高中。

我的班主任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，学校的教导主任、党支部书记、校长和团委书记是非常正派的好人，他们都是共产党员。因此，共产党员的形象在我心中特别高大，我渴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。作为团支书经常跟他们一起开会，走得很近。我以他们为榜样，不仅学习努力成绩优异，而且积极参加各种活动，打篮球、扭秧歌、敲花鼓、打花棍，还积极组织五一、十一等庆祝活动，打扫卫生清洁厕所，组织同学们去工厂勤工俭学。当时学校盖房，我带领同学们烧砖，光着脚和泥、脱坯、打砖，用自己制作的砖盖我们的教室，累得腰酸腿痛也从不叫苦。1958年，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，我参加了潍坊地区劳模大会，和社会各界劳动模范一起接受表彰。我读书全靠国家助学金完成，对党的恩情感激不尽，时刻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。1960年5月，18岁的我便被学校党组织吸收为预备党员，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，并成为校团委委员。当时全校党员共十几个人，学生党员只有三个。1961年，我以各科平均分94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政治系，是那届考生的前三名。当时山大的校长、副校长，分别是成仿吾、吴富恒先生。

1975年开始，我在山东大学马列部从事公共课教学。几十年来全力以赴投入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，先后专著或与人合著了许多书籍，如《光辉的七十年》、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、《简明中共党史辞典》、《光辉的七十年》、《八十年代大学生思想轨迹探析》、《学运领袖于子三》等。每部书的写作都要查阅大量资料。写于子三时，到他的家乡、家族、亲朋好友中深入调研。这些年不仅给山大学生讲课，也先后被各个学校邀请讲课。如警官学院、法官学院、政法学院、会计学校、工人文化宫等。我热爱自己的教学岗位，探索理论钻研问题是我的第一爱好，读书、写作是生活的主要内容。我曾在中学任教，为了不耽误课程，孕期一直风雨无阻骑自行车上班，直到临产前七天才休假。为了提高理论水平，1984年已经45岁的我，让老人帮忙照顾孩子，在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，师从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先生读硕士课程。几十年来我的工资收入，除去给老人的养老费，简单的家庭开销，几乎大部分都用来购买书籍，家里的角角落落也堆满了书籍，同时我还资助亲人和老师子女上大学。我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外出交流学习，先后去了28所大学，与各高校同行交流探讨，合作编写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史教材。为了深入研究党史，几乎走遍了与现代史、党史、长征路有关的所有重要遗迹、遗址。去过江西瑞金、井冈山、延安、西柏坡，黄埔军校、农民运动讲习所、广州起义旧址、皖南茂林项英遇难处等等。

感触最深的是，即使在八十年代时，老区生活艰苦，井冈山集市上甚至很少见到有粮食卖。农民们说，当地土质不易粮食生产。可想而知当年红军在井冈山的生活多么艰难，红军战士提着脑袋闹革命，却依靠红米饭南瓜汤果腹。更可想而知长征时跋山涉水，缺衣少粮，又有敌人追击，没有顽强的革命意志怎能坚持下来。因此，我有个建议，应当让今天的青年教师和大学生们经常出去走一走，到革命圣地看一看，不亲临实地，很难体会到我国我党所经历的艰难险阻，几十年征程的重重困难。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一切，年轻人才会珍惜和平珍惜今天。

我们要学党史、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，进一步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。我们要经常回顾历史，永远不忘革命初心，

【作者：于桂英 责任编辑：任杰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