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金诗伯，中国籍犹太人，山东大学外语系教授，精通俄语、英语、世界语。1914年出生在西伯利亚地区的赤塔，1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，先后在满洲里、上海等地居住，1947年参加中国革命，1948年起任教华东大学俄语系，1951年随华大并入山东大学外文系，1993年10月4日在济南逝世。在其79年的人生旅途中,有78年是在中国度过的，其中46年在山东生活，在山东大学教书的时间更是长达42年。金诗伯的妻子徐世琳老家安徽，是华大俄语系学生，后转入山大续学，有着金诗伯一贯认为最重要的品质：诚实、正派、坦率。2014年9月，山东大学举办了“纪念金诗伯先生百年诞辰图片展”，将金诗伯授充满传奇色彩的奋斗人生，展现给广大师生，深情缅怀这位为中国革命与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中国籍犹太人。

（金诗伯、徐世琳夫妻，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金诗伯先生是我极为尊重与爱戴的恩师。提起他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伟人赞扬白求恩的一段话：“一个外国人，毫无利己的动机，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，这是什么精神?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，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。” “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，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，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。”

伟人赞扬白求恩同志的这些话，放在金诗伯先生身上也不为过。我可以举出一系列耳闻目睹、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。我认为，金先生光明磊落、无私奉献的人格，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爱国爱党心诚志坚忠贞不渝；二是教书育人兢兢业业满腔热忱。

金诗伯先生幼时随父母从俄罗斯海参崴来华定居，从此就把中国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，并逐步养成了浓浓的中国情结。1947年，面对动荡的局势，其实他有多种选择：既可回苏俄寻根，亦可接受其兄长马克·盖因（美国进步记者，后为加拿大《星报》专栏作家）的建议，随其去美、加定居。金先生却满怀对这片热土的深情，决心留下来，并且没有留恋旧上海的优裕生活，欣然接受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，去了烟台解放区，投入到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解放事业，迈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。

在解放区，金先生没有作为“外国专家”而享受种种特殊待遇，一直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。三十多年后，他曾回忆自己一生中这一重要的转折，表示那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，而是自1926年来华后，在思想感情上长期酝酿的必然结果。1953年，他长期争取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，得到周总理的亲自批准，这使他格外兴奋与自豪。

从1948年起，金先生就从事教育工作，先在解放区的华东大学，后在山东大学，也和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一样，金先生的执教生涯相当坎坷。从1964年到1977年，虽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对待，但他爱党爱国的信念从未动摇。1978年，他的兄长马克·盖因再次来华访问，见到失去联系多年的弟弟时，感叹地说：“我们的分歧该结束了！” 其中的隐含意义不言自明。而金先生回答：“我对我的抉择从来就没有后悔。”1983年，当我再次见到已分别十多年的恩师，曾问他：“金先生，那十几年对您太不公平，太残酷了。”先生立即给了回答：“不，我一点也不埋怨，我要做的事太多、太多了，真的要分秒必争，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是非恩怨。” 听到这话，我对先生的博大胸怀倍加敬仰，并不禁为自己仍然纠结于历史旧账的狭隘心胸而羞愧。

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《悼念萨姆·金诗伯》一文中说：“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忠诚，对自己及工作的谦虚谨慎，对青年学生的和蔼温暖，是萨姆始终如一的优良品质……他有过顺境和逆境，并且逆境多于顺境，他都能逆来顺受，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。” 金先生就是这样始终如一、从未动摇地爱着我们的国家，爱着我们的党，爱着他所从事的教书育人事业。

1984年，他的美好愿望历经曲折终于实现了：乔石同志作出批示，责成何东昌部长过问，解决了金先生的入党问题。某一天在校园遇到金先生，我祝贺他，他笑了笑说：“六十年，我完成了毕生五大追求，留在中国，奔向解放区，搞人民教育，拥有中国国籍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”

【作者：外国语学院退休教师 李世骏 编辑：离退休工作处 责任编辑：张少石】